粤港澳地区的移民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是中国移民文化的集大成者，香港和澳门是东西方文明的两个交汇点，深圳则是北方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的产物，广州在历史上也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中原地区的移民，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也大多出现了倒挂现象。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为28453.17亿港元，同比增3%。

随着香港经济数据公布，中国最大的五座城市经济规模也换了新座次。以人民币计，上海以32679亿元排名第一，北京30320亿元排在第二，深圳第三，香港从第三掉到第四，广州则继续留在第五的位置。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至少生活着3000万外来人口，也是中国最具自由精神和包容气质的经济区。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往往需要城市群的分工协作，而不是单个城市可以完成的。

周其仁说，没有一个企业的成功是孤立的，再优秀的大脑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和分工，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

美国硅谷只有700多万人口、一万多平方公里，却汇聚了数十个规模不等的城市，这些城市彼此相邻、充分互动，培育出苹果、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世界级科技巨头。

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

腾讯由马化腾创办于深圳，然后在港交所上市融资，并由香港人刘炽平担任总裁，高管团队中至今还有多名港人。微信这款超级产品则诞生于广州，张小龙领导的微信团队自始至终都在广州办公。

华为由任正非创办于深圳，从广州等城市吸收了大量电信人才，并以香港为通道走向国际市场，而今研发中心则放在了东莞松山湖。

大疆科技董事长李泽湘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投资自己的学生汪滔去内地创业，后者在深圳创办了大疆科技，其生产线则大部分在东莞。

顺丰创始人王卫是一名香港人，原本在顺德做印染生意，后来看中了香港和内地频繁的快递需求，就创办了顺丰，并把总部设在了深圳，然后在深交所借壳上市。

佛山的美的、惠州的TCL、深圳的康佳、创维等家电巨头的发展史，都和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有着不解之缘，TCL、康佳、创维的三位创始人均出自华南理工78级无线电专业，而美的乃至整个顺德的家电产业也离不开华南理工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并在上世纪80年代首创了“星期六工程师”现象。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个城市能够独立完成的，充分显示了湾区城市分工协作、充分互动的独特优势。

纽约、伦敦、东京等超级城市，都强调的是规模效应和垄断效应，要对各种上下游资源予以控制和占有，而硅谷不一样，更多的是充当连接器，大量的资源分属外部、分处各地，不求拥有、只求连接。

硅谷的玩法是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写就的打车软件(Uber)，连接了全球400多座城市、几千万名司机以及以十亿计数的乘客;从大学校园发端的一个社交网络(Facebook)，连接了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一个搜索引擎(Google)，连接了所有的互联网公开信息;一个智能手机系统(Android)，只求连接不求占有，开放源代码，让40亿部手机——这个当下人类最重要的延伸器官——互联互通;一个电动汽车(Tesla)，开放所有专利，用颠覆式的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连接各种资源形成了生态圈。

而说到“连接” ，这是腾讯最擅长的，它的体量巨大，但本质上只是一个超级连接器，它的大不体现在腾讯自身之大，而体现在它所串联起来的资源之大。一个小小的微信，却能连接十几亿用户，这些用户在微信这个平台产生的经济社会活动总量，难以估量，可以说远远超过任何一家世界五强企业自身的产值。

可以说，“连接大于拥有”是创新型经济以及新型城市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腾讯、华为、大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给湾区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自身拥有的东西，还有它所串联起来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资源。

从苹果、谷歌、Facebook、惠普、戴尔、英特尔的发展史都可以看出，风投基金和纳斯达克在助推硅谷企业发展壮大中充当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硅谷企业之所以能够称霸全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强大。

腾讯、大疆、顺丰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巨大支持，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腾讯一度因为资金困难面临失败的风险，后来靠的是香港资金的支持，以及在港交所上市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腾讯，除了坚持主业，还通过自身积累的雄厚资本大力扶持中小型创业公司，让更多的创业者享受到资本的扶持。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这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拥有深圳这个极具活力的创投资本中心，科技和金融无缝对接，这个优势就是硅谷、纽约、伦敦都不具备。

粤港澳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内部仍然保留着较大的异质感，“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共存，这种高度聚集又相对独立的异质感，世界罕见。